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开始长征。8.6万人的长征队伍里，谢觉哉的年龄仅次于徐特立，是队伍中第二年长的。年过半百的他，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不畏艰险，一往无前，充分显示出了一位共产党人万难不屈的气概。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身兼数职，肩担多项重任，为建设根据地不遗余力。他在陕北具体从事了哪些工作？作出了哪些方面的贡献？今天，跟记者一起走近谢觉哉在陕北的故事。

一

“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10月的陕北，寒意正浓。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吴起镇的大地上，在田野里露宿了一晚的谢觉哉一扫身上的疲惫，向一旁的徐特立吟出了这一首七律诗。这是长征一年多来，谢觉哉睡的第一个踏实觉。1935年10月19日，谢觉哉随红军主力长征到陕北吴起镇时，他和徐特立见天色已晚，不好打扰老百姓，于是在农田里和衣而卧。这一首格调昂扬的七律，既表达了谢觉哉大度宽阔的胸怀，更展现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6年，中央机关从陕北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谢觉哉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当时，中央决定进行县、乡两级政府的民主选举，谢觉哉被安排负责此项工作。要知道，这次选举是陕北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可是，百分之八九十的陕北人都不识字，无法填写选票，这要如何选举呢？谢觉哉想到了一个办法。

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石和平介绍道：“他发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选举办法——投豆法。每个被选举人跟前放一个碗，选他的人就在他碗里投一个豆子，一个豆子相当于得了一票。投豆法在抗战时期，对陕甘宁民主建设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把老百姓当成主人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的思想观念。”

1937年1月7日，中央机关从保安迁往延安。为了更广泛地建立和巩固陕北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权，谢觉哉和蔡树藩等人成立了选举法起草委员会，深入宣传选举工作，推广选举经验，将人民民主的思想推向乡村老百姓，深受大家的欢迎。

因在大革命时期及中央苏区时，起草过法律条规，1937年，谢觉哉还被任命为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后来还兼任审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一时期他创建了中国人民民主政权下司法制度的雏形，成为中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他举办司法讲习班和司法研究会，教育司法干部认识断案公正与程序合法的重要性；同时，他还强调判案要以事实为根据，严格执行司法程序，不准“先斩后奏”，使一大批人民司法干部迅速成长起来。

虽然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谢觉哉“处处为民”的司法原则深入人心，他时常讲到“合情合理即是一部好法”， 这对中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完善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谢觉哉，被派往兰州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任中共中央代表。在兰州，他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38年9月，谢觉哉回到延安出席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此后，他陆续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党团书记等职。这中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和《边区群众报》社长是谢觉哉在陕北担任时间最长、工作任务最重的两项职务。

在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谢觉哉当选为副参议长。他在中共西北工委、边区中央局、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工作整整六年，为建设“三三制”政权呕心沥血。当时，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紧密团结各个阶层人士，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不包含国民党等顽固势力）大体占三分之一。对于这一政策，谢觉哉十分赞同，他直接领导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指导各级政府进行改造，建立了较完整的“三三制”政权机构。当其他非党人士质疑“三三制”政权不过是摆样子，难以真正实施时，谢觉哉用实际行动，打消了大家的顾虑。

石和平说：“当时边区政府，包括参议会实行民主制度以后，吸纳了许许多多的党外人士、民主人士在政府工作，比如李鼎铭，他是无党派人士，1941年底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一开始，李鼎铭对‘三三制’民主制度是抱有疑问。谢觉哉发现后，他及时研究政策，及时通过各种形式调动像李鼎铭一样的民主人士的积极性。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民主人士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赤诚的胸怀。”

虽然年事已高，但是谢觉哉工作起来总怀着满腔热情。在边区政府和参议会任职期间，正是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通过广泛调查，他深深意识到，边区的经济直接影响到边区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他上书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边区生产、增加边区财政收入的建议；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提出了一份改善边区经济的具体计划。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不顾年高体弱、政务繁忙，带头干农活，养猪种菜，令人佩服。在延安当地老百姓眼中，谢觉哉更是极具亲和力，他经常深入老百姓中，与大家打成一片，交到了不少农民朋友。

石和平说：“大家经常能看到，穿着朴素的谢觉哉在城里随意行走，他身边既没有警卫也没有安全保卫人员。当地老百姓觉得谢老很有亲和力，都愿意和他做朋友，大家都说‘原来这就是著名的谢老啊！他不是什么大人物嘛，就是一个和咱们穿的差不多、住的差不多、吃的差不多，从湖南来的一个小老头嘛。’”

三

在陕北时，谢觉哉还喜欢拿起笔杆，在报纸上开辟专栏，宣传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将延安作风传播出去。1942年，谢觉哉与胡绩伟一起，创办了《边区群众报》，直至1947年离开延安，谢觉哉一直任该报社社长。

石和平介绍说：“《边区群众报》在陕甘宁边区范围内，集中发布了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同时积极反映了陕甘宁边区范围内老百姓的生活状况等即时新闻，可以说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力量、共同对敌的作用。”

过度劳累，加上生活条件差，谢老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毛泽东同志让他搬到枣园休养并叮嘱他“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但闲不住的谢觉哉在休养期间仍坚持工作。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谢觉哉被安排转移到山西临县的后甘泉村。至此，谢老结束了他在陕北长达十多年的工作与生活。这十多年里，谢老为陕北作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铭记在陕北老百姓的心中。

石和平说：“谢老在延安时期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受到了陕甘宁边区老百姓党政军等人的高度评价和赞誉。他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发挥了一个多面手、多角色的作用，所以说他既是新中国司法制度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从延安走向全国的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觉得谢老在陕甘宁边区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司法建设（方面）发挥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从宁乡到瑞金，再从延安到北京，他时刻将群众放在心中，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他的全部。

撰稿：喻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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