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从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在宁乡文物管理所(宁乡县文物局前身),分管业务工作,对炭河里遗址略知一二。由于工作的交往,认识了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向桃初先生。向桃初先生学的是考古专业、从事的是考古工作,曾获得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对湖南商周青铜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一直领队、组织对炭河里遗址调查、勘探、发掘。在1994至2005年将近15年的考古工作期间,我自始至终参与其中,全程见证了炭河里遗址考古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与向桃初先生从相识、相知到相交的过程中,我对他学术上的严谨和长期孜孜不倦的追求,感到由衷敬佩,同时我能成为炭河里考古团队中的一员,感到非常的荣幸。
炭河里遗址位于我县黄材。说起炭河里考古,不能不提及炭河里出土的青铜器。1938年,黄材就惊现国宝四羊方尊,当时国难当头,兵荒马乱,后来又有解放战争,没有引起更多人的重视。1959年,全国最大的土坝工程黄材水库修建,黄材村民邓太泉在胜溪村台地上取土发现人面鼎,同年村民在对面的寨子村发现兽面纹瓿(内藏铜斧224件)。1962年4月,村民张运香在水塘湾挖出分档鼎,1963年5月,村民姜伏宗又在炭河里遗址东南河滩上又发现了“癸 ”卣。
上述文物除了四羊方尊以外,其它器物当时都收放在湖南省博物馆。宁乡青铜器的接连出土,引起了省博物馆专家的关注。1962年7月,省文物专家高至喜先生专程到黄材进行调查,根据炭河里遗址东侧塅溪河断面上暴露的文化层,高至喜先生判断遗址的年代约在殷到西周时期。同时结合遗址周围出土的青铜器,他大胆推测:“宁乡黄材这一带地方,在殷周时代,很可能曾一度为南方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就为研究湖南的上古历史及其与中原殷商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因为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青铜文化不过长江”,中国的商周文明还是以中原为主,高至喜先生的假设,在当时是极其大胆的。由于无力进行进一步的考古论证,因此高先生的假设还只能停留在推测上。
继高至喜先生调查后,1970年、1973年、1976年、1983年、2001年,当地村民又陆陆续续的发现了“戈”卣(内藏玉器320余件)、商代云纹铙(伴出环、玦、虎、鱼等玉器20余件)、铜觚(伴出戈、矛、镞等数件)、象纹大铜铙、兽面纹瓿等青铜重器,其它大大小小的青铜器,不下300件。黄材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成了“宁乡铜器群”之谜的中心。为弄清楚黄材为什么出土这么多的青铜器,1976年,省考古研究所在高至喜先生调查过的炭河里遗址上进行试发掘,发掘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进一步确定了遗址的时代,应为商周时期,不过遗址与宁乡青铜器之间的关联还是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明确阐释。
1994年,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向桃初领队、组织澧县封剑平、湘西龙京沙、宁乡王自明等专家,在黄材盆地开展为期两个月的考古调查,这次调查的面积和范围大大扩大,黄材盆地及周围的寨子、葛藤、胜溪、栗山、月山、黄材、井冲等村全部纳入。随着调查的深入,专家们认为炭河里遗址是研究黄材盆地商周文化最理想的遗址,对研究宁乡商周铜器群具有突破性意义。调查结束后,向桃初先生认为有必要对炭河里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考古发掘,并向湖南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提出了申请。
这次调查,每个专家带1到2个当地村民当助手。村民跟着专家这里扒扒,那里瞅瞅,每天早出晚归,尽是爬高山走田野。专家对他们探铲出来的土壤一盯就是半天,开始村民们很是不解:为什么这些人当了“干部”,还成天与泥巴打交道。他们觉得考古比当农民还辛苦还枯燥,不过他们非常佩服“满肚子学问”和敬业的专家,认为他们都是做学问的人,是做大事的人。2001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对炭河里遗址进行主动考古发掘。大家都知道,文物绝大部分是被动型的抢救性保护,国家对文物的主动考古发掘历来控制的相当严格,2001年全国仅批准46处,可见,炭河里遗址在国家局也“小有名气”。
2001年1月开始至2005春,利用每年冬天和春天的农闲季节,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桃初领队,抽调常德、岳阳、株洲、衡阳、湘西、宁乡等省内顶尖级考古专家,组成考古工作组,工作组成员一度达到10余人,全省14个地州市的精英“汇聚一堂”。为方便工作,专家们全部住在离炭河里遗址最近的农户家。考古工作组入住后,与村民协商好青苗补偿费,民工派工全部委托村民小组组长李明军负责,然后专家组织布探方。
考古发掘布方很重要,既便于测量,也有利于以后的发掘,是科学考古的重要步骤。2001年炭河里遗址发掘探方4个,每个探方25平方米。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2003、2004、2005年发掘面积不断扩大,探方也不断增多,最多达到36个。
进行考古发掘时,每位专家负责1到2个探方。我负责一个探方,另外负责劳动力分配和食宿后勤。按照每个层面10厘米一挖,每挖一个层面,就刨干净地面和剖面,专家辨别土质土色,研究包含物和各种遗迹现象,重要的遗迹现象还要绘图摄影,把每个层面出土的陶片等仔细的装袋,把袋子编号,下班后再提回家清洗。
从2001年开始至2005年,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连续进行了5年。 考虑到遗址表面为稻田和旱土,当地村民要耕种农作物,因此每次发掘都是在农作物收获之后的冬季和播种之前的春季,同时每次发掘之后进行回填平整,便于村民 种植作物。回填的时候,最底下铺上塑料薄膜或者垫上一层河沙,以利于下次再次往下操作。因为发掘的时候正好是寒冷的季节,遗址又有两条河流夹着,四周空 旷,风更大,专家们可受了不少苦头。在炭河里遗址的每次发掘中,专家们都是早晨7点吃饭,下午6点收工,连续工作上10个小时,晚上回来还要写考古日记。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过我没有发现一个专家叫苦叫累的,特别是在发现探方中的重要迹象或者与其他探方中不同的器物,那个高兴劲真的是如无法形容!
严格的说来,2001年还只能算试发掘,因为发掘的面积不是很大,遗址到底有多大,是什么类型的遗址,当时心里都没有多少底。但是,经过这次的试发掘,可以初步肯定遗址属于西周文化,但到底是不是宫殿还有待扩大发掘面积来证明。
2003冬到2005年春,又发掘了2000多平方米。经过长达三年的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两座人工黄土台、大型房屋建筑基址、城墙、壕沟等。根据它们的规模、排列方式、包含物等特点,可以完全肯定炭河里遗址为西周时期的宫殿建筑。
为寻找遗址与宁乡商周铜器之间的直接联系,向桃初组织专家在遗址周围进行了重点勘探。在遗址北面的农田中发现了西周墓葬7座,几乎每座都有陶器、玉器、青铜器,可见这些墓葬的主人身份等级不是很低。城址和青铜器是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炭河里遗址上发现了宫殿、出土了青铜器,可见黄材在西周时代,就已经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难怪会有这么多的青铜器接连出土。
随 着发掘的深入,炭河里的发掘成果影响越来越大。就在发掘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的马承源、严文 明、张忠培、李潮远、杨伟民、陈振裕、李伯谦、刘绪、郝本性,黄景略等数十位国内权威专家、教授都曾多次到炭河里视察,另外日本菅谷文则、美国罗宾、艾兰 (女)等教授也慕名而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更是多次进行报道。我记得在发掘过程中,向桃初领队还拒绝了好多省市级电视台、报社的采访请求, 因为他实在是忙不过来。
在发掘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2003年, 有个村民发现了一件铜器,私下藏在袋子里带回家,可他没有想到,当天晚上,一封举报信就悄悄地塞进了向桃初的房间,我们马上联系镇政府和派出所,不到几个 小时就把“案子”破了,派出所狠狠的把那个村民教育了一通,写下保证,可见当地村民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一讲起 炭河里,当地村民也能谈个子丑寅卯来。
炭河里每次的发掘都出土了很多的陶片。陶片都含有渣土,必需全部进行清洗。陶片大部分很小很软,最小的只有1到2厘米宽,大的也不过上10厘米, 为防止在清洗过程中对陶片造成破裂或对陶片上的纹饰造成破坏,清洗只能用软刷,或者用手轻轻的抹掉废土。清洗阴干后,按照每个探方每个文化层里出土分类, 均匀地铺摊在地面上,然后一块一块的寻找拼接。你想想,在成千上万的不同颜色、不同质地、不同纹饰、不同器形的陶片中,要拼接还原一件完整的器物,多么艰 难!但是,在炭河里考古发掘出土的陶片中,专家们硬是拼接出了好几百件器物,可见他们的耐心、细心、专心和毅力多么不一般!
炭河里的考古当然离不开高至喜、何介均、熊传薪等老先生长期默默无闻的无私贡献。上个世纪90年代,专家们将接力棒亲自传给了向桃初先生。接过重任后,向桃初先生带领考古队员们,致力于炭河里的考古挖掘工作,长达15年之久,终于解开了宁乡青铜之谜。炭河里遗址能有今天,离不开向桃初先生的重大贡献。
炭河里遗址的学术价值,可以用下面的几十个字来概括:目前全国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西周城址;是南中国青铜文化中心之一,由此找到了破译“宁乡青铜器”之谜的钥匙;是湖南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及国家社会初期形成过渡的重要界标;产生了唯一商周时期的文化——炭河里文化。这寥寥几十个字,几乎字字珠玑,蕴含了几代考古界专家几十年的心血,是研究商周青铜文明的专家们的心血结晶!
正因为炭河里的重大学术价值,2004年,炭河里遗址考古被评选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6年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3月4日,炭河里遗址被列为国家文物局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共同推进湖南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框架协议》中的“大遗址保护建设工程”,同时列入湖南省“十二五”社会事业发展保护规划。炭河里遗址的保护发展,指日可待了。
向桃初,湖南慈利人,1965年4月出生,198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后一直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2004年任研究员。2006年7月调入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任教授。2007年1月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学专业博士学位。曾先后赴日本滋贺县立大学进修和美国、台湾、香港等地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已发表相关论文近30篇。现任湖南省考古学会理事、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成员。他以炭河里遗址为主攻课题,建立了自己关于湖南及周边地区商周青铜器和古代文化的学术体系,现仍对炭河里遗址情有独钟。(作者系宁乡文物局副局长)摘自《沩江文艺》
作者:李乔生
编辑:陶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