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宁乡县史志档案局翻查资料时，见到周震鳞1940年编写的《宁乡县志》，其中“金石”这一章节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该资料列举了清代至民国年间陆续发现的10多件古器物，其中道光年间在黄材发现的“周觚稜壶”应为黄材发现的青铜器中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器物之一。

　　2012年6月，我又在史志档案局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周觚稜壶”出土的基本情况。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九日，沩山山洪暴发，壶从山腹冲出，在黄材集市河岸发现的。该器物高1尺6寸8分，深1尺4寸8分，口径长5寸4分，阔4寸3分，腹径长8寸8分，阔6寸5分，容3斗3升2合，重25觔14两，有盖，两耳连环，有鼻无铭。

　　特别有趣的是有人专为此器物绘图赋诗，留下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刘基定《周觚稜壶》诗前小序对此器物记述很是详尽。刘基定(1774—1860)，字子复，一字复园，檀树湾人，清贡生。有《复园编年诗选》传世，现存县史志档案局。当年姜立堂以白金10笏购藏，并绘图征诗，在湖南引起较大反响。民国《宁乡县志》未载图片，而录有刘基定和赵璘诗各一首。刘基定诗又载《复园编年诗选》。刘基定的诗对此器物的年代、形状、出土、尺寸、鉴藏，均有叙述。“成周制物存壶觞”，刘基定认为应是周代之物。并说“昨者沩山裂蛟穴，山腹空洞多宝藏。觚稜奇器漉水底，居氓奔走纷争攘。持归那复辨款式，暂贷饥溺充餱粮”。描述了青铜器出土时的情形，指出此地“宝藏”甚多。也说到“姜君雅鉴独嗜古，十笏购得储缥缃”。并与宋代宣和博古图上的古器物进行比较、分析、鉴赏，指出此壶与宣和博古图谱上的壶形状、尺寸相符，而此壶有盖，比图谱上的无盖壶更加珍贵，最后提醒人们要“永宝利用毋相忘。”

　　民国《宁乡县志》还附有赵璘长诗一首。赵诗首先叙述于1845年由刘基定介绍在省城长沙姜立堂家见到“周觚稜壶”。接着记载所见器物形状：“形高尺六深尺四，耳环无缝相连缀。深爪痕目蟠蛟螭，厚唇弇口垂饕餮。千回百折指上纹，年深节角无残缺。”又对此物的在祭祀中的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诗中推定此物件出于周代，来自中原：“此物留传自镐京(今西安)，韬光偶坠沩山穴。信知至宝出有时，楚炬秦灰如电瞥。”这可能是最早判断宁乡青铜器来源的文字，最后感叹“一物虽微义则密”，表达了观赏器物的喜悦，并提出一定要珍惜古代遗物。姜立堂(曾任州倅)疑为宁乡文人，与刘基定有诗词唱和。而赵璘则只知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省城长沙居住过一段时间，其余情况暂无法考证。“周觚稜壶”是近代以来最早发现的炭河里出土的青铜器，距今已168年，即使记载这一信息的民国《宁乡县志》距今也有70多年了。此器物的去向已邈不可知，是否流入湖南省博物馆或其他馆所，尚待查考。

　　此外，民国《宁乡县志》还记载咸丰年间(1851—1861)于麻山靳尚墓前掘出疑为周代或春秋时期的青铜鼎。廖树蘅《珠泉草庐诗钞》曾记载此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灰汤挖出青铜方尊，为梅家田梅氏购藏，陶美济(曾任知县，能诗善书)考定为商代青铜器，尊口有铭文“宜子孙永宝用”六篆字。

　　由此可知，宁乡青铜器并不是1938年姜氏兄弟发现四羊方尊后才为世人知晓。宁乡青铜器出土时代甚早，数量也多，而且分布区域也很广泛。了解这些情况，对研究宁乡青铜器应有重要参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