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波同志逝世已经70年了。他是宁乡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书记长，兼党团副书记。“马日事变”后，曾三次被捕入狱，始终不屈。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八路军和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非法将凌波同志武装“押送出境”。同年，党调凌波回延安，担任行政学院副院长。1942年9月3日病逝于延安。

　　凌波入党以前，是个教育工作者，在宁乡云山小学任校长多年。和他的挚友谢觉哉、何叔衡、姜梦周一起，被并称为“宁乡四髯”。这所学校是大革命前夕宁乡进步力量的核心。1919年我在省一女师毕业后，曾和几个朋友去参观过。当时凌波带领我们看了全校的规模、设备和教学方面的情况，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着旧的要如何改革，新的要如何建立起来，好像在他身上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次见面后，我们直接来往很少，但彼此间接都有所了解。我和当时在云山当过教师的谢觉哉、何叔衡、姜梦周等来往多，尤以姜、何二位更密切。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凌波知道时刻都有牺牲的可能，因此他的前妻去世后，长期不娶。友人劝他，他说：“生活不安定，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再娶岂不累人。”1939年我和凌波的关系确定后，他就不断鼓舞我进步，并要求我和他一样，对革命忠诚。有一次，他在信上附了两句诗：“劝善规过总须仗，取义成仁要共尝。”我寄他两句对月抒怀的诗：“一轮半圆月，同照两地心。”他马上联两句复我：“愿借明月光，照彻心和血。”1940年春假，我们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结婚时照了一张像，他要我题几句诗，我写道：“风雨结同舟，依依约白头。任凭潮浪险，携手渡横流。”他马上依韵和道：“相识各少年，而今快白头。前途正艰险，拔剑断横流。”“马日事变”后，他转入地下，逃到上海，开酒店掩护革命活动。后调中央印刷厂工作，不久被敌人破坏，全厂人员被捕，他被判刑一年半。他在狱中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克扣粮食，掀起了绝食活动，被打得两个手成了圆球。又一次，因为宣传革命，被敌人刮一耳光，把他的右眼球打得凸出来了。刑满出狱后，体重减了很多，只有百零几磅了。大病几死，康复后，旋调中央技术部工作。为了党，他不顾自己身体在狱中受到的摧残，拭着受伤眼睛的泪水，辛勤地工作着。他不计较任何名利，刻了两年多的钢板。后来机关又被敌人破坏，他第二次被捕入狱。敌人拷打审问达12次之多，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他毫无所动，结果被判刑7年。

　　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被释放了。徐特立同志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凌波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兼新四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虽名义上和共产党团结合作抗日，实际上却奉行着“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暗中派遣特务对我们进行迫害，使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数度搬迁，由长沙搬到衡阳、又搬到邵阳、搬到湘潭，又搬回长沙。在衡阳的时候，特务已经准备用火烧死徐老和凌波。后被群众发觉了，及时告诉我们，才幸免于难。党中央看到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便把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和八路军通讯处都取消了。只留徐老以八路军驻湘代表名义对外，凌波以八路军总部秘书名义协助徐老工作。在长沙城外白沙岭租了几间民房，像住家似的，其他工作人员都调走了。这时许多实际工作都集中在凌波身上，而他却毫无怨言把大小事情都承担起来。并经常鼓励和帮助我和我的妹妹姜国芬，不要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凶焰所吓倒，抗日战争一定可以取得胜利。他在信中寄给我的几句诗，就是当时他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满怀胜利的信心的流露：“天亮一阵黑，黑已不长久。寄言与满妹(即姜国芬)，先藏胜利酒。”

　　凌波同志为了党的事业，他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不顾疲劳，到处宣传党的主张，争取群众。因此，他周围总是团结了许多人。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和他一道被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押送出境的一段故事。

　　那是1940年，我们被逮捕关到牢狱里的第三天，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就宣布把我们驱逐出境，并派大批武装押送我们离湘赴桂。许多群众得到信息，怕我们遭受意外，不顾反动军警的阻挠，早已在预定的轮船上等候送别。我们一上船，有的低声向我们表示慰问，有的激于义愤，慷慨陈词，大声斥责国民党反动政府，并表示要为我们作后盾。虽遭到荷枪实弹的军警横蛮干涉，也置之不理。凌波除亲切地对他们表示感谢之意外，并反复地向他们阐述了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宣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思想，表示抗日战争一定能胜利。并要他们快上岸去，免受牵累。轮船刚刚开动，一个自称为广西模范县长的人来见凌波。他声言听了凌波说党的抗日主张深为感动，说要争先上船，搭特别快车先到桂林，报告八路军驻桂办事处，派人到车站迎接，以免发生意外。凌波谢绝了他的好意，又向他讲述了许多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后来这位县长果真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传达了消息。更出乎意料的是，随船押送我们出境的国民党武装士兵，在旁听凌波滔滔不绝讲这些革命道理，又看到他在遇难时那种镇静和理直气壮的风度，也大为感动。刚上船时的那种耀武扬威，气势汹汹的面孔没有了。有的还义愤填膺，解衣相示，袒露伤疤，证明他是抗日的。那个连长不但不加制止，反而也站起来气愤地说：“我不懂得什么党不党，我只知道抗日，抗日就是对的!”他们都说原来不知道押送的是抗日最前线的八路军的长官，齐向我们表示歉意。有的还打水送茶，殷勤相待。有的要求和我们以后通信，把我们这两个“囚犯”倒奉成了他们的“上官”。船到了衡阳，他们扶着我们上岸，送到一家旅馆。那位连长忽然集合部队，叽叽咕咕说了一通话以后，跑到我们面前，挥着手里的公文说：“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送你们到广西的，但兄弟们认为你们是长官，跟着走，限制了你们的自由，使你们受了委屈，这样搞，老百姓看了也不好，我们决定回去。”凌波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委屈不委屈?你们不过奉令行事，还是按你们上级的命令行事吧，不然你们回去如何交差?”可是这个国民党的青年军官，全不考虑这些，反而为我们想得非常周到，他说：“不行，我们人多，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只能坐三等车，我们走了你们就可以坐头等车，你们年纪大了，坐头等车舒服些。你们在狱中受了苦，兄弟们都不愿你们再受委屈了。”说罢，转向队伍面前走去，一声令下，就把队伍带走了。凌波回过头来向我大笑一阵说：“这就是人心所向，得道多助呵!”

　　1942年，凌波逝世的先天晚上，我接家里来信，说母亲病故，心里难受，提前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在他桌上还发现一本新书，圈圈点点，全是半夜看完的。至今思之，仍悔自己疏于职守，没有尽到党交给我照看凌波的责任。

　　(选自《宁乡文史精华》，作者系王凌波的夫人，宁乡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教育家，革命女诗人。1985年去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