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刘少奇在县供销社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就农村商业改革、搞活流通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在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对解决干部生活特殊化问题作出指示。他首先叮嘱县委负责人：“群众生活越困难，县委越不能小看这些问题，更不能忽略这些问题。”“现在群众生活遇上这样大的困难，裤腰带已紧得不能再紧了，而我们某些干部却不顾群众的死活，就连每个月的4钱糖都要多占，这不是夺人口中之食吗?”然后对大家说：“看来干部特殊化的问题相当严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怎么解决?我看还是用我们用了几十年的老办法，发动群众。他们侵占群众的利益，我们就发动群众起来揭发他们。具体办法就是：‘张榜公布’。选择几样紧缺而群众又特别需要的东西公布，如糖、煤油、香烟、肥皂等等。听说布也有开后门的，如果让他们再开后门，群众凭票的东西也买不到了，这不就卡了群众嘛!省里要搞一个民主制度，销出了多少东西，这里多少，那里多少，向全省公布，或者登报，或者用其他形式公布，一级一级地监督。于是乎省委书记拿了多少，县委书记拿了多少，干部拿了多少，都出来了……公布以后，老百姓就会相当生气，就会起来攻，让他们出一次气，攻一攻，大概以后我们的干部、商业人员就会好一点”。

　　刘少奇还就民主与法制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在与他的两个农民通讯员交谈时了解到，一个向他写了信没有收到，另一个向他写了七封信，只收到四封。他非常气愤：难道有人扣信，阻止人民向上级反映情况?“一定要认真查一查，人民有通讯自由，查明原因严肃处理”。在一次干部座谈会上，他严肃地指出：“办事要讲民主。……整人，这个风气很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让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听说他们不是不讲，就是当面不敢讲，在背后讲闲话。他们背后讲几句，你又去追问，这就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要反对讲闲话好不好?当面不敢讲嘛!背后讲几句，讲得好，好嘛!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要规定几条，什么样的问题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像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这些大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作出决定。这样，工作就可以少犯好多错误。过去要是真的经过社员讨论了，食堂也不会办，双季稻也不会搞那么多，房子也不会拆。经过社员讨论了的，即使办错了，也不会要干部负责，大家会承担，对上边不合适的规定，也才可以顶住”。在场的干部听了如此亲切的教诲，都感到心里热乎乎的，口服心服。

　　他在和公安、检察、法院的干部一道研究建立农村巡回法庭和派出所的问题时，针对当时农村中发生的严重违法乱纪，随意打伤打死人的现象，严肃指出：“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我打死人也要审判。你们打死人就不受审判吗?”当他听到一起以破坏公共食堂、诬蔑“三面红旗”的罪名而被判刑两年的案件时说，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不枉不纵。他还认真听取了齐海湘错案的经过。齐海湘在煤矿得了矽肺病，无钱医治，求助菩萨，参加反动会道门“三期普渡”系一般道徒。1958年为此被判刑8年。后因病保外就医，死在回家的路上。听完汇报，刘少奇双眉紧锁，沉重地说：“不应该啊!人死了也要平反昭雪，大人死了还有子女嘛!”遵照刘少奇的指示，有关部门对这起错案进行了认真调查，宣布为齐海湘平反昭雪。后来，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还代表刘少奇专程去花明楼向齐海湘的亲属表示慰问。

　　刘少奇还以政治家的博大胸怀亲自处理了一起书写“打倒刘少奇”标语的“反革命案”。1961年3月下旬，即刘少奇来宁乡蹲点调查前夕，在离刘少奇故居不远的一根电杆上发现了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标语是炭子冲小学年仅12岁的小学生萧伏良所写。公安部门将萧伏良的案卷送到了刘少奇的案头上，提出了三条处理意见：一、开除萧伏良的学籍，并进行劳动教养；二、追究萧伏良所在学校的校长及班主任的政治责任；三、在一定范围内召开对有关老师的批判会，萧伏良作出检讨挽回影响。刘少奇大体了解案子的经过后，非常平静地对宁乡县委、县公安部门的负责人说：“这几年‘五风’刮得很厉害，老百姓缺吃少穿，有的房屋被拆掉，人也挨了不少骂和打。干部年年喊高产，群众却天天少吃的。这就免不了对党、对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有抵触、有牢骚。我是国家主席，当然就有责任”。“我看，学籍不要开除，检讨也不要作，要让他继续上学，好好受教育。小孩子写一条标语，不算什么反革命，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以后当地干部群众不要给他拖上什么政治问题一类的尾巴。至于班主任、校长更不要责怪。怎么能怪他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工作，退还他们的检讨书，使老师安心、家长放心。”

　　刘少奇还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如何纠正“左”的错误作了很多指示。他极力主张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一定要有劳动定额，而且要适当，没有劳动定额或者劳动定额不准确，按劳分配就会不合理。当了解到手工业工人生产不积极，产品质量低，没有人愿意学手艺时，他指出，“应当把手工业工人的待遇提高一些。如果学不学手艺，收入都一样，谁还去学手艺呢?”“手工业生产，还是计件工资比较好，简单明了。搞计件就有个质量问题。我看可以在产品上刻上他的名字，你造得好就荣誉高，造得不好就出你的丑”。他非常强调商业人员必须学会做生意。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意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作得更好。所谓好，就是周转快，费用低，损耗低，分配比较公平合理，便利群众，使群众更节省劳动力。现在有的人不像做生意的样子，像个做官的样子。供销点少了，农民感到不方便，你们考虑过没有?要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小商小贩存在。货郎担可以沟通山村僻野，覆盖国营商店覆盖不到的地方”。

　　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信心问题，刘少奇离开炭子冲的那天，在花明楼区公所询问区委书记黄让泉：“纠正前段的工作错误，恢复和发展生产要好长时间?”黄让泉说：“已经伤了元气，冇得三、五年只怕是空的”。刘少奇分析说：“对困难估计足是对的，但要三、五年才能恢复元气，悲观了一点，大家要相信政策的威力，中央有了个《六十条》，只要把它贯彻好，‘五风’不刮了，群众的积极性来了，恢复就快。”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这个分析和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就这样，刘少奇回宁乡调查考察并纠正“五风”错误的一系列指示，对以后宁乡县委深刻认识所犯错误的根源及其危害,及时纠正“五风”错误，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各项政策，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全文完)    　整理 刘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