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彪炳史册的人物，他们宛如天上的繁星，熠熠生辉，张栻就是其中的一个。2021年4月8日，共产党员网刊登题为《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的文章,其中提到：“张栻的远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父亲是南宋名臣、抗金派政治领袖右相张浚。这两个人，不但在身前大名鼎鼎，身后也是万古流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很容易就会把自己放在那条最优秀的民族文化的系统之中，这就是古人所谓‘家声’的影响力了。”[1]该文除介绍了张栻的身世，还对他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肯定，认为“张栻的学问自成一派，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

古代衡量文人是不是具有地位和影响，还有一个标准，即身后从祀孔庙的殊荣。从春秋战国到清末的两千多年里，历朝历代配享从祀孔庙这一至高荣誉的先贤大儒仅一百多人,这其中就有张栻，由此可见张栻在历史上“一世道学宗主”的崇高地位。但张栻的思想和价值长期被低估，后世在提到宋明理学时，往往只是濂洛关闽之派和程朱陆王之学，忽略了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现在一般人在南宋理学家中只知道朱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清统治者指定朱熹所修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若论学术建树，张栻其实并不在朱熹之下。”事实上，“张栻的学术深得胡宏教诲，而先生的理学思想有赖于张栻的继承和发扬，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湖湘学派并称之为‘湖湘学最盛’则是张栻”。[2]“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3]以至于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千里迢迢从福建来到长沙，造访张栻，向其请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朱会讲”。这次会讲，首开中华学术论坛的先河。

欣慰的是，近年来，国内有关张栻思想的研究，也渐渐活跃起来。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推动下，作为南宋一代大儒和思想家的张栻，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和政治领袖的关注和重视。

一、张栻思想形成的大致脉络

张栻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张浚身上有许多标签：南宋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兴名臣、抗金统帅、民族英雄。他一生历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五个时代，由北宋到南宋，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过程，他都经历了。面对外侮,他与众多忠臣良将结成抗金阵营，为积弱的南宋挽回最后的尊严，尽了最大的努力。

张栻生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他八岁那年，宋金战争大规模爆发，在奸佞秦桧的推动下，软弱的宋高宗与金国达成“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4]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栻从小就立下了报国之志，他天资聪颖，年少饱学，十四岁便“可言圣人之道”，张浚专门以《周易》加以教习，张栻学问日益见长，很快在同龄人中崭露头角。二十三岁时,因作《悫壳铭》而名声大噪。张栻一直把“儒家五大圣人”排名第二的颜回视为人生榜样，二十七岁时辑录颜回的言行作《希颜录》上下篇，每日诵读，致知力行。二十八岁时奉父之命，投入湖湘学派奠基者之一的理学大家胡宏门下，备受胡宏器重，倾其全力而教之，内容以孔子仁义之旨和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主。

张栻思想形成的大致脉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绍兴三年（1133）到隆兴二年（1164），这一阶段张栻幼承庭训、拜师问学，协办书院、初入仕途，其人生志向初步确立,理学思想初步形成；第二阶段：从隆兴二年到淳熙元年（1174年），这是张栻中年“退居城南”“讲学辩学”，思想日臻成熟的阶段；第三阶段：从淳熙二年（1175）到淳熙七年（1180），这一时期，他边从政边传播理学，思想已然完全成熟。这三个阶段，又可以概况为五个词：幼承庭训、拜师问学、步入仕途、思想成熟、自成一派。

著名专家学者、新中国岳麓书院首任院长、“湖湘文化”研究命名第一人的湖南大学教授陈谷嘉先生认为，张栻从小受家庭熏陶，后拜胡宏为师，问河南程氏理学，融家学与儒学、湘学为一体，形成南轩学派，即以“性”为宇宙本体的湖湘学派。该学派既与程朱理学流派有别，也与陆九渊心学派相异，并与张载的气本论理学不同，在理学中独树一帜。张栻不但是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也是集大成者，他博采众长，确立了南宋湖南地域文化形态的哲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南轩学派。

从三十一岁步入仕途，到四十八岁离开人世，张栻先后在浙江建德（严州）、江西宜春（袁州）、广西桂林（静江）和湖北荆州（江陵）等地做过官，每到一地，官声都很不错。这既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所展现的抱负，也是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结果。张栻在主管岳麓学院的八年里，研学氛围空前浓厚，求学者达数千人，“引湖湘学派声名鹊起，称他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和湖湘文化的奠基人名至实归。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湖湘学派并推动‘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5]

二、张栻思想涵盖了哪些方面？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张栻也不例外。那么，张栻的思想涵盖了哪些方面？研究张栻的思想，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作为四川首屈一指的张栻学说研究专家、四川师范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方鹿先生认为，可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张栻的政治、哲学、理学、经学、教育、宗教、仁学思想、义利观、知行观等。但笔者认为，其中最具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又集中体现在政治、理学、哲学、教育、知行观几方面。

一是政治主张。张栻的政治主张是在其理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以义理之学作为治理天下的理论根据和经世致用的手段。张栻秉持政事以革君心之非为先的观点。“君之心方且在于利欲之中，滋长蔽塞，则是非邪正莫知所适，而万事之统隳矣。故当以格其心非为先。”[6]把人格品德作为衡量好君主的第一标准，认为有理想人格的君主对于德治的施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必须时时以格君心之非，并以此带动各级官吏按照义理的原则来实行治理，主张以德礼为先，法治在后。推行仁政，重视民生教化。内修政教的同时，外攘夷狄，在事关国家尊严的大是大非面前，特别是面对外敌入侵时，张栻坚决反对屈膝求和，严于华夷之防。也因此，张栻身后得到了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认同。南宋嘉定八年（1215），为旌表张栻德才治绩，宋宁宗赐谥“宣”，圣诏曰：南宋嘉定八年（1215），宋帝宁宗诏曰：“公起千载绝学，负四海重名……圣贤不传之绪，赖公复续……公以尧舜君民之心，振一世沉溺，以孔孟性理之学，起一世膏肓。天不爱其道。道之大原出于天，道固天之道，天不轻以授人，自周公、孔子以至孟子，厥后罕传，考论渊源所自，公力居多”。张栻因此被宋宁宗钦定自周公、孔子、孟子之后第四位“天之道”儒学圣人。

二是哲学思想。张栻的思想非常丰富，其“足以名于世”的学问对同时代的学者尤其是对朱熹产生了重要的影晌。从当年朱熹不远千里从福建来到岳麓书院造访张栻，可以说，朱熹能成为理学大家，与张栻的学术交往是分不开的。甚至可以说，没有张栻，朱子便不成其为朱子。在张栻的倡领下，湖湘学派成为当时最大、最繁荣的学术团体，甚至今天，仍能够看到和感受到湖湘学派的学风与精神。

张栻的哲学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极为镇密的太极本体论。他把太极作为宇宙和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把理、性、心等范畴统御于太极之下，层层相递地论述了太极一元本体论，围绕“敬”和“善”展开其工夫论和人性论的论述，以“无所为而为”和“有所为而为”进行义和利的分判，其知行互发的学说为其经世致用思想及其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来源。因此，张栻的哲学思想包含了太极一元本体论、性善论、居敬主一的工夫论、义利观、知行观等。其中，关于太极一元本体论，他的理解是，在宇宙万物的起源问题上，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生化之根，天地万物皆由太极所发：“太极混沦，生化之根，阖辟二气，枢纽群动，惟物由乎其间而莫之知，惟人则能知之矣。”[7] “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8]而且，在本体论上，他又提出了太极、理、性、心等一系列范畴，构建了缜密的太极一元本体论。

关于性善论，张栻认为性是一个描述天地万物内在本质的范畴，这个内在本质是先验（意为先于经验）的善，从而在本源处规定了性的至纯至善，确立了善的至高地位，这样天地万物的本质以及人的道德行为的根据便不可撼动。性作为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既是至上的又是至善的，既是普遍的又是永恒的，没有任何恶之可能，这就决定了性善的彻底性，从而为在形而下领域中论性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根据。[9]张栻曰：“原人之生，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而无恶之可萌者也。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以至于饥食渴饮，其始亦莫非善也。推此则可见矣，何独人尔？物之始生，亦无有不善者，惟人得二气之精，五行之秀，其虚明知觉之心有以推之，而万善可备，以不失其天地之全。故性善之名独归于人，而为天地之心也。然人之有不善，何也？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以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告子以水可决而东西，譬性之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而不知水之可决而东西者，有以使之也。性之本然孰是孰使之邪？故水之就下，非有以使之也，水之所以为水，固有就下之理也。若有以使之，则非独可决而东西也，搏之使过颡，激之使在山，亦可也。此岂水之性哉？搏击之势然也。然搏击之势尽，则水仍就下也，可见其性之本然而不可君矣。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谓善也；若有以使之，则为不善。故日：人之可使为不善。然虽为不善，而其秉彝终不可殄灭，亦犹就下之理不泯于搏击之际也。”[10]由此可以看出，张栻提出了性善之普遍性，不仅人性之本质是善的，物性之本质也是善的：“何独人尔？物之始生，亦无有不善者。”性是万善之宗，是故不惟人，不惟有情物，草木等无情物之本性也是善的，这是张栻论性超出前人的地方。

关于居敬主一的工夫论，张栻提出了察识端倪说。所谓“端倪”，即事物发展的开始、萌芽，察识端倪即注意观察事物的萌芽和发端。张栻曰：“虽曰过也，然观其过而其心之不远者可知矣……而其失至此，则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观过，斯知仁矣。’”[11]观过察心，观即察识，心在“过”中必有所发露，此即端倪，察识此端倪，则知仁矣。关于察识端倪，张栻还在他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和《艮斋铭》中有具体的阐述和分析。以至于朱熹对《艮斋铭》十分推崇，认为具备了《大学》之要义，可以经常研读，并对张栻察识端倪说极尽赞扬，认为不懂得端倪说，便无法做个好人。张栻这种先察识后涵养的理论，对朱熹影响很大。

关于义利观，张栻在他的《孟子讲义序》中开篇有很详细的赘述，他认为，“夫义，人之正路也，倚于一偏，则莫能遊于正路矣。惟君子之心无适也，而亦无莫也，其于天下惟义之亲而己。盖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义焉，义者，存于中而形于外者也。”[12] “至于利，则一己之私而已。盖其处心积虑，惟以便利于己也。”[13]张栻把人的行为定义为，非义即利，非利即义。说通俗点，就是把人的行为取向分为两种：正途与邪曲，并提出分判的标准：“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14]无所为而为（而然）即是义，有所为而为（而然）即是利。张栻以无所为而为和有所为而为进行义利分判，即在于是否有私心私欲，无私心无私欲之为是义，有私心有私欲之为则是利。张栻在肯定义的同时，又许认合理的利。“人孰不欲富贵，此言人情之常也。谓圣贤独不欲，则岂人情哉？”[15]张栻同时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之常情，就连圣贤也不可避免，不能离开生活中的物质利益和人欲而空谈所谓的仁义道德。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张栻虽重义理，但不完全抹杀利，认为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获利，但在仁义的同时，利也在其中，只不过要先公义而后私利。

关于知行观，这也是张栻哲学思想中非常核心的内容。针对当时南宋知行严重脱节而导致的学者游谈相夸学术风气，重知轻行，进而不能学以致用、学以济世的社会现实，张栻提出了知与行须互发并进、重在力行的知行观，“致知力行，互相发也。盖致知以达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16]为此张栻提出“圣门实学贵于践履”,[17] 张栻同时注重躬行践履，认为离开了躬行的“知”，仅是一种臆度之见，应该知与行互发并进，互相依赖，不得脱离。张栻在《论语解·序》中谈到知与行的关系时说：“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宋明之际的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也就有了后世被广泛引用的“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样蕴含哲理的经典名言。

三是教育理念。张栻教育思想的精髓，体现在他的教育宗旨和目的当中。他认为，教育的宗旨就是传道济民，而教育的目的，则是明人伦、明万事、育圣贤。张栻一生当中，除了出仕，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从事与教育有关的事情，比如创办城南书院，主管岳麓书院，甚至在为父丁忧的三年里，还创办了南轩书院。他生命的最后历程，也是在南轩书院度过的。他对教育的主张，体现在他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成就人才、传道济民！”这既是他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为决科利禄计”；提出“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意即反对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传道济民”，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张栻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操行）的培养。他主张既要重义轻利,重理轻欲，在具体的涵养德性的过程中，他又强调“居敬穷理”的德育方法，即孔子所倡导的“修己以敬”。“居敬”出自《论语·雍也》中的“居敬而行简”，意为持身恭敬。居敬面对的是自己的心灵，是通过长期的涵养本心，最终使人不至于丧失心体之理。“敬”是“人事之本”，“故君子之学，持敬以为本，穷理以为要，涵泳浸渍，致知力行，放心可求，而身得其养。”[18]居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穷理，因此张栻又从穷理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居敬学说，“然而君子之学，始终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乱而欲泪之，纷扰桌元，不得须臾以宁,而正理益以蒰塞,万事失其统矣。”[19]他认为，真正的学者要始终将“敬”作为为学之方，抑制各种非分之想，如果整天为名利心绪不宁，欲壑难平,想要穷尽万事万物之理，可谓竹篮打水般荒诞可笑。

三、为什么要研究和弘扬张栻思想？

那么，今天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和弘扬张栻思想？答案是，现实有需要。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中华文化的天道人伦、君绅郡县、家族乡村、农副生产、伦理共有等维度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切磋琢磨出了一个深度耦合的社会结构；政权更迭无常，框架岿然不动，有学者谓之‘超稳定结构’。这套‘汉家制度’，一方面高度耦合的结构有效遏制了新思想与新阶层的产生，特别是作为枢纽精英的士绅群体膺服循规蹈矩、重于守成的儒家学说，专注‘修身、齐家、治国’之术，是社会体制千年不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缺乏约束的政治权力总是导致官逼民反以暴烈形式颠覆政权，而士绅群体与家族乡村等其他维度又能迅速修复之。这种王朝政权分合更迭、总体框架千年不变的景象堪称人类文明史的奇迹。”[20]

二是道德秩序构建需要。当今社会道德滑坡已成为一种现象，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决定谁，以及道德对经济有无反作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即两者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原则和规范，也决定着各种道德活动的评判标准和取向。[21]

众所周知，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今天的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使得过去长期存在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也涌现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方面面。比如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教育资源不平衡、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房价过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等。就城市而言，出现了以财富、学区、住宅、工作单位为划分维度的“鄙视链”现象，社会的等级在悄然形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打工，希望以此摆脱贫困，但又无法负担在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他们的后代只能被迫成为留守儿童，缺乏健康的成长环境，他们长大以后，又重复父辈的故事，陷入向上流动机遇缺少的恶性循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扩大，社会阶层出现高度撕裂和对立，城市在折叠，空间被分割，人群在分化，引发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信仰缺失、信用坍塌、没有敬畏、不重教化、民心涣散等。这些问题的出现，表面上看，是社会转型发展所导致的，但追根究底，还是人类思想发生混乱变化，导致价值观出现偏差的问题。所以，如何弥补社会阶层撕裂的缺口，缓解乃至消灭上述矛盾和问题，除了在国家层面努力外，还需要个人的修为与认识的提高。张栻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深刻启示。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需要。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风云局势变幻莫测的关键时候高屋建瓴所提出来的。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潮流不可逆转，各国间的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但也面临诸多共同挑战。[22]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如何、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与此同时，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已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23]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一个世界，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经世致用、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需要依靠“和而不同”的思想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需要依赖“天人合一”的绿色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需要秉承“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因此，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张栻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理念，其内涵就是“和合”，“和合”理念强调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过程中，充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共生， 这一理念为新时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是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需要传承和发扬。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先生认为，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有其形成的广阔背景，有典型的博大体系，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棵树枝繁叶茂、生命坚韧，在不同时期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把握儒家思想之大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追求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始终有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孔子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一直是中国人的追求，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梦想。重视民生教化的做法，对于今天来的为政者来说，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值得大力弘扬。

四、张栻思想对21世纪现代文明的影响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到“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时，总书记引用张栻的“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进行阐述，分析“知”和“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2021年4月8日,《共产党员网》又刊发《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的理论文章，高度肯定张栻的思想，认为“张栻的学问自成一派”。能够得到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和权威平台的肯定，足见张栻思想的价值，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对道德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当今世界，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精神文明发展却严重滞后，道德危机带来的后果日益凸显。从大的层面来说，放眼国际社会，丛林法则恃强凌弱，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劣，整个世界仍然动荡不安。从小的层面来看，就像上文中提到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频发。而张栻思想中道德体系建构和对个人的道德规范要求，恰恰适合于当下的社会语境。

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人类是靠精神在活着，才有了自律和信任，才有诚信社会一说。而自律靠自修，才能达到孔子所要求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境界。修己的内涵不仅仅指个人修养，还包含着“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张栻认为人性本善，但是由于气禀的差异以及外因的诱惑，难免不会“失其性之正”。因此他告诫后人：“心过尤难防，一萌于中，虽非视听所及，而吾时习之功已断绝矣，察之缓则滋长矣。”“是以君子惧焉，萌于中必觉，觉则痛惩而绝之，如分桐叶然，不可复续。”[24]张栻所说的“心过”，即不符合礼法的邪念，最难防止。“心过”滋长，一念之差可能酿成大恶。所以，他主张不间断的时习工夫,有一念之恶随即悔改。

面对当今世界许多严峻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对策和方法。如果所有人的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许多矛盾，便会最大限度地化解。因此，作为精神层面的道德学说，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智慧。而张栻思想中的精华，对构建当今社会道德建设将产生积极影响。

二、对当代教育发展将发挥借鉴作用。张栻十分认同“学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的观点，所谓“成才”，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的人。所谓“善俗”，就是通过教育改良风俗，使受教育者个个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张栻在他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提到：“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达，故有赖于圣贤者出而开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学为先。”他主张书院应该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不只为“决科利禄计”，不只“习为言语文词之工”。他认为学者当以立志为先，努力做一名经世致用的人才对。“不为异端訹，不为文采眩，不为利禄汩。”[25]这既是张栻为岳麓书院确立的教育理念，也是他一生的教育主张。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时，培养出了一批蜚声南宋的“岳麓巨子”：有被宁宗视为“忠鲠可嘉”并赐谥号忠肃的彭龟年，有被誉为“一时之英才”的吴猎，有“并为张栻湖湘高第”的游九言及其弟游九功等……都是南宋重臣。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杨世文先生认为，中国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和修身理念，注重培养仁智统一的贤人君子，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教育传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德性修养，重视人格培养，重视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在继承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和修身理论的基础上，张栻作了新的阐述，对于现代教育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三、对今天的从政者具有启示意义。张栻说：“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认为一个人越深入实践，知识就越能够不断增长，认识就越能够不断精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实践才越有方向感。在张栻看来，认识到的理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此外，张栻思想中德治对从政者也有启示作用。张栻认为有理想人格和道德品行的君主对于德治的施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由此得出结论，政治的得失在于民心向背。“夫得失所系在于民也。使民畏己者骄亢自居，民虽迫于势与威而惮之。然其心日离民。心离之是天命去之也，呜呼！可不畏哉。”[26]张栻把失掉民心看成天命离去，可见他眼光之长远，视野之前瞻。

张栻先后在严州（浙江建德）、袁州（江西宜春）、静江（广西桂林）、江陵（湖北荆州）等地做过官，每经一地，官声俱佳。在严州时，他“咨访里闾，视民如伤”，首以丁盐钱捐太重为请，据实与朝廷力争，为当地百姓减少输税一半。在静江府任上，更是以“奉法循理”“和众安民”为己任。当时的西南土旷民贫，荒残多盗，乡落保伍名存实亡；民族杂混，俗尚仇杀，社会矛盾突出；加上机构臃肿，兵丁慵惰，弊端颇多。张栻“简阅州兵，汰冗补阙”；[27]推行保伍之法，信其赏罚；他曾就朝廷每年从横山（今广西陆川）买马因不能按时送达多死于道上，地方官员从中渔利百姓苦不堪言，以及漕盐买卖出现的一些问题等弊端，“究其利病六十余条”上奏朝廷，从而革除弊政。他还颁布《谕俗文》整肃风俗，以教化辅以律法对社会进行治理。一时间，夷汉和睦，“群蛮帖服”，境内清平，而“幕府无南御之虑”。[28]重视民生、发展生产、轻徭薄赋、重视教化、改革政务、整治贪腐、躬行践履、保境安民……这些做法，集中体现张栻“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的经世致用思想。[29]一位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跃然于眼前。张栻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个体多样的从政者和欲从政者，让他们看到自己不足的同时，对于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四、对世界和平发展具有积极作用。2012年9月2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第五届世界儒学大会开幕式致辞说，以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为代表的先贤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对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儒家思想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世界上产生了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深远影响。儒家思想及其伦理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危机、化解人类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华，通过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来构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伦理规范，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对于发展带来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新加坡儒学会会长陈荣照教授也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现代人类的道德危机，可以通过建立新的普世伦理加以解决，而儒家思想就有足以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极为宝贵的伦理资源。

作为在孔孟等先贤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下来的张栻思想理论中的精华，无疑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优秀的儒家思想，对世界和平发展，完善人类以及为世界和平发展寻找文化动力，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结束语

“张栻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其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生命成长的历程中，在不断的总结和反思中，在与学者的交流讨论中，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自身的学术特色。作为理学大家，张栻以问题为中心，以道学为己任，潜心致力于理学的研究，其思想的成长与发展是其独立思考和参究之结果，重要的是，这种思考与参究，不仅立足于学术本身，而且立足于社会现实，是其思想发展之自觉要求和必然趋向，是当时社会和时代之必要要求和客观反映。”[30]“深远中蕴含平实，平实中体现深远，这是张栻思想总的特征。”[31]

研究张栻，肯定要了解他所处的年代背景。张栻所在的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的巅峰时期，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朝不仅是传统经济的新高度，还是古代最有现代趋势的朝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水平达到了古代的最高水平，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商业税收已经成为了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这些，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商业革命”。而同时期的西方，公元476年，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在这个时期，欧洲社会又退回到了分封制的时代，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诸侯，以及凌驾于诸侯之上的教皇。过去繁荣的经济一去不复返，西欧重新回到了类似于公社时代的庄园制经济。直到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分裂，西欧开始朝着单一民族国家演化，随后逐渐形成了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等民族国家。而伊比利亚半岛的西葡终于完成了复兴运动，驱逐了阿拉伯人，建立了独立国家。而这一过程，比中国慢了几百年。当然，在之后的几百年，中国又加固了封建集权，固守着自己的传统，而西方却在近代文明的带领下，开始走向了工业文明。

正因为如此，西方阵营一直有种悖论，认为代表东方智慧的“儒家伦理不利于工业文明产生。”他们不知道的是，除了经济发达的宋代，再往上追溯千年，华夏文明早就领先于人类社会，比如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四大发明，早于西方几百年乃至上千年，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殷商时代的青铜文化，以及都江堰、三星堆、马王堆、万里长城等等，几千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上的精美玉器、陶瓷、石器、青铜器、丝绸、锦帛、生产工具、大型工程，谁又能否定它们不是现代工业萌芽的产物？东方智慧不但擅长创造发明，更擅长兼收并蓄和传承发展。

今天的中国，已然跻身世界经济强国的方阵，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中华民族“四个自信”的结果。作为跨越千年的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张栻思想在内的宋明理学中的思想文化精粹，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遵循，是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是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激励新时代华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毋容置疑，张栻思想将对21世纪人类文明将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

【参考资料】

[1]《共产党员网》2021年4月8日

[2]《共产党员网》2021年4月8日

[3]《宋元学案·南轩学案》，《黄宗羲全集》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1页

[4]《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列传第一百二十》

[5]《金史》卷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6]《南轩孟子说》卷四

[7]《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22页

[8]《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19页

[9] 王丽梅《张栻的思想世界》，中国社科出版社2019年版，第65页

[10]《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

[11]《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12]《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13]《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14]《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53页

[15]《南轩先生孟子说》卷四

[16]《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第772页

[17]《南轩论语解》卷二

[18]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55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8页

[19] 《南轩先生文集》卷35，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页

[20] 潘建雷《“索我理想之中华”：近代中国的历史转型与反思》，《社会发展研究》

2019年第1期

[21] 冯益谦《公共伦理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版

[2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求是》杂志2013年第4期

[24]《名轩室记》，《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

[25]《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

[26]《经筵讲议》，《张栻集》，岳麓书社2010年版

[27] 杨万里《张左司传》，《诚斋集》卷一百一十六

[28]《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八十九，福建人民出版社

[29]《张栻传》，《宋史》卷四二九

[30] 王丽梅《张栻的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21页

[31] 王丽梅《张栻的思想世界》，中国社科出版社2019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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