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艳红

一大早收到姐夫微信发来的照片，家乡下大雪了。然后朋友圈一片狂欢都是雪景——县城的、省城的，各种街道和楼顶的雪景。然而，“雪落高山，霜打平原”，城市的雪景总给人一种以次充好的感觉。在我的潜意识里，家乡小山村的雪才是真正的雪，白净、纯洁、晶莹、绵软，承载着“来年枕着馒头睡”的希望，是有感情的雪。

童年冬天的记忆似乎总是与雪有关，那时候年年冬天下雪的吧。小孩子都只有一件棉袄，外面套着同样只有一件的罩衣，脚上是唯一的一双棉鞋。我母亲又是极爱干净的人，想要孩子们这唯一的一套装备保持一个冬季的洁净。于是下雨下雪天是不准出去玩的，得乖乖呆在炉坑边烤火——像老头子老太太们一样——这要求有点高。

偏偏那一天，下过大雪之后，表哥表姐们都来我家了，他们玩捉人游戏，绕着我家屋子跑——也是穿着棉鞋，那样的肆无忌惮。我扛不住诱惑，撒了野，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在雪地里奔跑尖叫，完全忽略了母亲的要求。当时的细节现在记不起太多了，只记得厨房屋顶上的雪融化，水从屋檐滴下来，厨房旁边阴沟里的雪被我们踩成了黑黄的烂泥。还有一个细节是，在厨房外的土砖墙拐角处我迎面撞上了母亲的脸，她瞪着眼睛怒视着我，意思是：当着客人我不揍你，等客人走了仔细你的皮。

后来有没有挨打却全忘了，现在回忆起来那个下午全是欢乐，那种难得有一回的放纵的欢乐。

我六岁入学，那年代在班上算小的。学校离家两里多，自己步行往返。村小学在一个山顶上。下雪天，我穿着我母亲的外套——可能是母亲怕我冷临时在我的棉袄外面加了一件她的外套——拖得很长。地上厚厚的一层棉花雪，蓬松柔软，踩上去有种孙悟空腾云驾雾的幻觉。我穿着那件长长的外套，手脚并用地在上山的那条小路上攀登。路太陡，覆着雪又打滑，我每次爬到离登上学校那个坪只剩最后两步时滚落下来——最后那两步最陡，跨度又最大，我个子太矮又穿着我母亲的外套更加迈不开腿——我滚下来再爬上去，又滚下来又爬上去……反复了不记得有多少次，到教室时同学们已经上完第一节课了。

下午放学更艰难。上坡还可以手脚并用，下坡就完全手足无措了。试过横着走，但因为没有支撑还是会跌大跟头，结冰的日子一不小心就会头破血流。还好，头破血流这事没有发生过。一年级那个冬天的雨雪天气，都是班主任陈志坚老师送我们下山。我们排着队，手拉着手，臃肿地穿着父母哥姐的宽大衣服，有几个还包着围巾。班主任在队伍的一头，队伍另一头是留级下来的一个年龄大些的男生。十几个人，手拉着手像螃蟹一样，横着从歪歪扭扭的山坡小道上降下来。

围巾被风吹起来，嘴里呵出的白气连成一条，让人联想到喷气式飞机。陈老师不停地鼓励我们，还带头唱着歌：“一根竹竿容易弯……不怕力小怕孤单，众人合伙劲不凡……”脚下，路面的积雪已经被踩平了，混着黄土结了冰，紧实而滑；旁边灌木丛里的雪却还是莹白纯净的，没有一丝杂质；远处的山峰轮廓分明，绿绿的松树上白白的雪团压着松枝，松树却是压不弯的，亭亭直立，“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现在回想起来，从学校山顶下来的那条路并不长。然而在小孩子眼里什么都是大的，路也是长的。陈老师牵着我们在雪地上唱着歌、笑着、走着，路很长，走不完似的。

学生时代家乡的最后一次大雪，是我读大学二年级那年。我已经长大，正月里独自去姨妈家拜年。两个表姐都已出嫁，表哥在部队当兵，我去拜年姨父姨妈都很高兴——我能暂时承他们膝下之欢。

我去的时候是阴天，下午却大雪纷飞起来，两个小时后白雪就盖住了山间小路。姨妈家与我家只隔一个村子，天气好步行半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大雪阻归程，我只能住下来。

当晚又补降了雪，第二天姨父从雪地里拔猪草回来，说：“艳红妹子，雪有尺把深，你只能安安心心在这里住几天了。”后面两天雪还是零零星星下个不停，我只好心安理得地住在姨妈家里。白雪铺满了地坪，像新做的大幅棉被；水缸戴上了一顶厚厚的白帽子，如刚加工出来的奶油雪糕，姨妈用水瓢在“奶油”上面挖开一个洞从里面舀水。

姨父家过年杀了好几只番鸭——我家乡叫洋鸭。姨妈有眼疾，我们家乡认为吃洋鸭“翻病”，所以姨妈自己不吃洋鸭。她每天炒洋鸭招待我，放很多茶油——那时茶油还是家乡真正的“土”产，不像现在这么名贵。用茶油爆炒再大火焖出来的鸭子是真好吃呐。金黄璀璨，皮焦肉嫩，拌了家乡的干红辣椒，香辣过瘾。我连吃了三四天也没吃腻。那几天姨妈自己吃的什么菜我真忘了，应该有肉，毕竟刚过完年。而于我，就像鲁迅先生说再也没吃过那晚的好豆，我是后来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鸭子了。

大学毕业我离开家乡南下广东，家乡的雪似乎也随着我而远行了——现在家乡几年都不下一场雪，偶尔一次下雪也几乎称不上一场，星星点点几颗雪粒子，鹅毛大雪是十年难遇了。昨天这一场大雪，不知道会不会勾起许多人的回忆，尤其如我这样漂泊在外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