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红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办15周年总结出版这本精美的画册付印之即，姜福成先生嘱我写篇后记。我确有很多联想在画册中阐述，真正让人们说红日这本画册，全面地反映了宁乡的文化，这就是我要写后记的目的。文化思考的主题太大，只能从浩瀚的经典著作中，读到中国文化的伤痛，从古至今遍地伤痕，就连在中国地图册上不足蚕豆大小的宁乡，也在遭受伤痛之列。

先讲两个故事。著名作家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讲述敦煌莫高窟在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管莫高窟的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上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王道士完全不明白(他是文盲)，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进行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一个匈牙利人名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时正接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的指派，到中国西北探险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考古专业水准堪称世界一流；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找了一个湖南籍湘阴人蒋孝琬当翻译。王道士一开始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后经蒋翻译蒙骗劝说，讲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去，为此，还愿付一些钱。王道士像中国很多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翻译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的一次次焚香拜佛，王道士竟然动了心，当蒋翻译提出“借”几个“样本”看看时，他虽迟疑犹豫了良久，但终于塞给了他几部经卷。

蒋翻译连夜挑灯研读那几部经卷，猛然发现，那正是玄奘取回中国经卷译本，他这是与千年文物第一次隆重相遇。蒋翻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知识，根底不浅。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文物，而且由此恶果延续，各国冒险家纷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道士见斯坦因要买的书实在太多，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用40块马蹄银要蒋翻译去谈判，其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蒋翻译，说这是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蒋翻译十分得意。斯坦因取得了9000多部经卷，500多幅绘画，打包装箱整理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29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又雇来五辆大车，每辆都栓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道士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了这29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道士的全部价钱仅30英镑，而王道士始终认为“斯坦因大人”是“布施者”。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还介绍了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前前后后。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创始人范钦，诞生于16世纪初，也就是米开朗琪罗刚刚完成雕塑《大卫》，达芬奇完成油画《蒙娜丽莎》的这个时段。天一阁的物态造型，在现存的古代藏书中，既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因为有意大利两座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楼保存了下来，比它早一些，因此居世界第三。

范钦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先后在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北京等地任地方官，曾被人诬告而“杖”入狱，在众多官员的参观之下，他被麻布缚曳，脱去裤子，按在地上满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过这种刑罚，再加上几度受诬，几度昭雪，一个人的“心理筋骨”自然会形成多种模样，后来他成为一个成功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意志和毅力，都与此有关。在风尘仆仆的奔波中，他开始收集书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书、实录、历科试录为主，并着眼当代，着眼社会资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会遗失的地方文件等。

他回到宁波养老时，已踏遍了大半个旧中国。每到一个地方任官，就把这个地方的文物典章，历史沿革，风土习俗了解透彻。在仕途上的历练，尤其是在工部具体负责各种官府的器杖、城隍、坛庙营造和修缮实践，使他认识到藏书楼的重要意义，将其当作一项伟大工程。仅仅作为藏书家，这是做不到的，而他具备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加之他不讲理由的痴迷，再加上工程精细，这自然成就了楼里藏书无数，楼外精雕细刻的天一阁。

天一阁藏书楼走到了近代，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新的历险。太平军攻进宁波，天一阁藏书遭到严重威胁。迨至1914年，又遇小偷拆墙偷书，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潜入书楼，一次偷走了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薛继渭与上海的书铺联系，利益熏陶之下，近代都市的书商如蝇逐臭，收购侵吞了这些古老的藏书……

尽管20世纪30年代、50年代、60年代、80年代，天一阁一次次大规模的修缮和完善，它已经成为传统文化文明的见证和载体，其时创始人范钦留下的原满楼书籍，到今天已是人去楼空，满目余悲……当然，天一阁藏书楼结局并非是空前，我们对文化无情摧毁的历史总是一再重演，例如：朝廷焚书，焚竹筒，木牍、帛书，自秦始皇、李斯，隋炀帝、蔡京、秦桧、明成祖都有焚书之举。又如，战乱毁书，汉末董卓之乱毁书六千余车；西魏攻破江陵时，梁元帝登上台城，绝望之下一日之间焚书十四万卷；隋末农民起义，焚书三十七万多卷；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焚书八万多卷。

宁乡也没逃出历史的噩运。沩山密印寺曾四次遭受不同程度的火灾，其中国民七年（1918年），佃农张三元拒交田租点燃了第四次大火，毁灭性地焚烧寺院。传说烈焰熊熊持续三天三晚，因火势猛烈，寺僧及当地村民不能近前扑火相救，烧毁的不仅是建筑物，更难弥补的是历经唐宋元明清留下的经书，很多镇寺之宝如历朝皇帝御赐匾额和名家字画、手稿，全部化为灰烬。沩山密印寺在民国时期修复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造反派打着破四旧立四新的旗号，用学生拔河大绳索交叉缠着三尊圣像脖子，一、二、三吆喝下，将堪称当时亚洲之最的三尊几丈之高雄伟大佛像拉倒在地板上，随后当时的人民公社用圣像的支架木头加工了三年做成各种办公用品，运送各地。

双江口有个王文清后代大户人家，也私藏了近万册历史古典书籍，又是六十年代初，被一群文盲无理闯入登楼破四旧，有的人把古典书籍从楼窗往外边马路上扔。据说当时碰上雨天，泥泞的乡间小路上，竟然用古典书籍铺上厚厚一层，让过路人踏踩，今天听来令人惊骇，痛不欲生……

文化在国难变革时期毁灭，在和平时代又慢慢被吞噬。2018年修纂大沩山志时，在专家审稿联席会上有专家提出，土坯房包括筑墙屋是江南民宅的一大文化亮点，也宛如湘西地区的小吊脚楼，是民居建筑的文化载体。大沩山志应该收录部分实物标本入志，让青年人知道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可这样毁灭性的拆除土坯房，我们祖辈的辛勤又被毁掉；历史用实体记载，才能体现历史的厚重。

今天，习总书记倡导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这样拆除毁灭旧的文化，又用什么载体来倡导文化的自信？正如西方一个哲学家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贫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文化和思想。

据记载，宁乡自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设县，明朝开始，曾四次修纂县志，即《正统志》《正德志》《嘉靖志》和《万志志》；清代亦四修县志，即《康熙志》《乾隆志》《嘉庆志》和《同治志》；民国期间，修《民国志》和《先明传》。宁乡历史十次修撰旧县志，仅幸存三本志（即《康熙志》《民国志》《先明传》），且全是湖南省历史博物的影印件，很多字迹模糊不清，漫漶淹没，开始消失。在这种背景下，长沙红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诚邀王斌、何启明、王子进、朱鑫、肖庆喜、闵志平、陈永高、陈德奇、胡日新、胡跃明、喻立明先生，由姜福成任执行组编，徐拂荣标点注释，抢救性地把《康熙志》《民国·先民传》《宁乡书院》旧志，前后分几年相继出版。

这些旧志的出版，相信再也不会消失了。与此同时诸位同仁还先后整理出版了《玉潭千古秀》《神水灰汤》《大沩山》。2007年受宁乡县政协委托，又由姜福成总体策划编纂方案,填补了宁乡历史上跨越千年、前人从未做过的大融合丛书，即：古邑风云、人物春秋、山水揽胜、风俗大观、经贸纵横、文教源流、诗会荟萃、书画撷英，这些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

特别是姜福成先生对宁乡历史文化的执著抢救、谋划；徐拂荣先生对旧著一丝不苟的校注；夏时先生对古字画的鉴赏；李乔先生对文物等的确认。在这里我深深鞠躬致谢，感谢各位乡贤！长沙红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完成的文化传播工作，超越时空，抖掉历史尘埃，还原了宁乡很多历史的真实面貌。我倡导能有更多的文化人来捍卫，保护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各类文化成果，让后人品味赞美前人的智慧结晶，并以此自豪。

沩山密印寺。杨铁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