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爹还很健壮，家里很穷，住在山坡下。

　　不知从哪一辈人开始，我们这一带便有了作土的习惯。土里所产的蔬菜不是为了满足自家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变卖换钱。清晨或傍晚，男人或女人，队里出工前后，鸟儿一般落在自家地里，扎下身子，啄木鸟一样地耕耘着。他们播种着希望，也收获着不多的金钱，接济时艰，养家糊口。这是家乡长久以来的习俗，也是我的父辈们一直以来不变的谋生手段。

　　菜少时，他们便拿到河对面的老街上卖掉；菜丰时，他们便肩挑车推，走很远的路，到四乡八里的地方去推销。

　　我家有几分菜地，那是家中全部的指望。爹几乎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那里，把它侍弄得细碎平整，肥沃丰饶。春天的大包菜，夏天的长黄瓜，秋天的大辣椒，冬天的黄芽白。父亲的地里，一年四季，从不缺时令的蔬菜。

　　家里有一架土推车，是父亲送菜用的工具，与之配套的还有一个很大的竹篾织成的车篓子。

　　隆冬的傍晚，暮云四合，远山近水隐没在似有似无的雾气之中。爹和哥挑着从地里砍下的芽白，穿过暮色，一前一后呼哧呼哧地走了进来。吃过晚饭，爹掇条凳子，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将芽白外面的烂叶一层一层地掀掉，一棵叠一棵地码在一起。爹衔着烟，坐在昏暗里，只见他的手动，不见他言一声。这时候，他的心思全在他的菜里。剥过烂叶之后，爹会站起来歇一歇，伸一伸腰，咕咚咕咚地喝几口茶，再坐下。不同的是他的手中多了一把菜刀，他开始了他的第二轮工作——削菜：根要削得平整圆润，外面一层叶要削成尖角型。爹用眼睛打量一番，看是否还有需要加工的地方，一直到他认为满意了才从准备的一小捆稻草中抽出几根，将芽白放在自己的怀里，就像是为婴儿打襁褓一样，几下几下麻利地捆好，用他那坚强有力的大手刀切似地一下掐掉剩余的草根。末了，爹还要将芽白放在手中掂量掂量，仿佛是在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将这棵芽白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脚边，又拿起了另一棵。

　　这工作都由爹来完成，他从不让娘和我们插手。一直要到很晚，爹才能又站起来，隐约可以听到他口中的“哎哟”声。他用手捶着后腰，那长久弯曲的腰身有些变形，走路也有些踉跄。即便是这样，他还要将已经整理出的芽白，一棵一棵地放进车篓中，招呼哥哥帮他抬到外面的土推车上。他还不忘拿出水瓢，舀上水，用口噗噗地喷在芽白上。是保鲜，还是为了略微增加些重量，我不得而知。

　　那一地狼藉的菜叶，便是娘要做的事。娘将还能吃的菜茎削出来，又用东西盛好烂叶，用扫把扫过那个地方，放好凳子。爹开始洗脚洗脸，抽一通烟，略微坐一坐，便歇息去了。自然，这夜晚已是更深了。

　　这冬夜，犹如一块又深又黑的大幕，不见一点星月，唯有远远近近此起彼伏的狗吠声，更增添了它的寂静。爹爬起来，点亮灯，趿着鞋，到外面看。娘也跟着起来，点燃灶间的火，为爹准备饭食。爹从外面进来，用力地咳嗽着，坐在火边上，将一双烂袜子穿在脚上，又从门旁拿出那双不知何年何月的解放鞋，敲去里面的沙土，将脚努力地套了进去。“他们快来了，那边的狗在咬。”爹瓮声瓮气地说道。“嗯。”娘应道，明显地加快了动作。爹吃饭的时候，外面隐约传来了轱辘声，这声音由远而近，有的沙哑有的尖利，最后，随着几声杀猪一般的嚎叫，他们已经等在了外面。爹取出车扁，蹲几下鞋子，走到外面，和他们一起点上一壶烟，便推起自己的车子，与他们一同上路了。娘送到阶基上，提着煤油灯，照着已经起步的爹他们，小心地告诉爹，家里的米已经不多了，盐也要买了，看能不能买几双袜子回。爹不回答娘，越走越远。

　　白沙路上的沙沙脚步声，连同那一路古老歌谣一般的沉重的轱辘声，渐行渐远，慢慢吞噬在无边的黑暗之中。唯有冷风在空中呼啸，仿佛无形的鬼魅在这深黑的夜空下狞笑。

　　还算顺畅，爹他们在第二天下午又回来了。那时，爹的脸是灰的，眼窝深陷，两只眼就像两只深不见底的空洞，嘴边浮着白沫，人似乎散架了一样。爹的土推车就放在门前的坪里，此刻，它也仿佛疲倦至极，不想再挪半步。

　　年关将近，爹他们还不能停歇，几乎间不到一天就去一次。芽白之后，还有大蒜萝卜，他要趁着年关，将地里的菜清空，卖个好价钱，赚取过年的费用，到来年再好种新的菜。直到年三十，爹还要将最后一担大蒜送出去。除夕将近，他才从外面风尘仆仆地回来。那早已打入尘埃中的土推车啊，未曾忘记你的那一路如泣如诉的轱辘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