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前，我刚进入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四阿婆的馄饨店。外出采访没赶上食堂中饭，就去吃一碗馄饨，和四阿婆聊会天；冬天上完晚班，去吃一碗馄饨，暖暖身子再回家。四阿婆的馄饨店，仿佛是时刻等候我的加油站。

　　四阿婆做的馄饨皮薄、肉多，鲜美可口，在附近有些名气。店子不大，顾客却不少，好在她做事麻利，一边煮馄饨，还可以一边下面、炒粉，有条不紊。她的老公是个瘸子，扶着一把椅子，一拐一拐地收拾碗筷。顾客少的时候，四阿婆就在一边包馄饨，如果我在，就和我说闲话。“皮要擀得最薄，像一张透明纸，肉要最新鲜的，料要足……”四阿婆最得意的就是她的馄饨。知道我在报社上班，就很赞赏：“你们读书的人，都是有出息的!”

　　有时候，四阿婆也讲起她的家事。她老公原来是货车司机，因为车祸瘸了脚，不能再开车，也干不了重活，家庭负担就都落在她身上。儿子二十出头，游手好闲，经常拿了店里的钱去交朋友、吃喝玩乐。店里经常只有四阿婆一个人在忙着，她老公大多数时间都在阁楼上休息，儿子偶尔从阁楼上下来往外边跑，或者从外边回一言不发上阁楼，从没见他帮店里做过事。

　　我觉得四阿婆很不容易，就在单位帮她宣传，要同事们去她那里吃馄饨。店子离报社近，有时候我也带同事去吃。每当我讲起工作中的一些不顺利，讲一些丧气话，四阿婆就会停止包馄饨，耐心地跟我讲生活的艰辛，一副一本正经的严肃样子。有一次我吃完馄饨，她正巧外出了，我就将二十元钱压在碗底。再来的时候，四阿婆就说：“你上次给了二十元，我给你记着账。”我忙说：“不用呢!”她就有些生气：“那怎么行，我不能无缘无故多收你钱!”

　　四阿婆认为我是“读书的人”，对我很信赖，经常向我打听国家出台的新政策、社会上的大事。其实只是因为她自己读书太少而高看了我，她的很多问题我也是一知半解说不清楚。她虽然很辛苦，但心态很好，经历的磨难被她轻描淡写地讲出来，就像是讲别人的事。她还心血来潮要跟我介绍对象，我当时并不着急，就谢绝了她。因为她一再宣传对方是一个多么不错的妹子，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四阿婆，你还是多操心你儿子吧!”四阿婆便叹了一口气，不再说话。后来我想，我这样说，或许伤了她的心。

　　到了年底，上面突然来政策撤销了一批报纸，我工作的单位也名列其中。那一天，我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用一个大包提着，去跟四阿婆道别。我告诉她，我要去省城去找工作，以后不会来吃她的馄饨了。她听了，发了一番感慨，说好好的报社，怎么撤了，又安慰我说：“你们读书的人，走到哪里都不怕!”那天她坚持不收我的馄饨钱，我最终也没能拗得过她。

　　有一天我去省城找工作碰壁回来，走出车站大门，经过一排卖菜的临时摊点。小贩都是乡下来的农民，菜新鲜又不贵，因而围着很多市民。我看见四阿婆也在卖菜的行列。四阿婆告诉我，她儿子和社会上的混混打了一架，不但耗费自己一笔不小的医药费，还赔了对方不少的钱。没钱交房租，只得把店子转给别人，一家人回了乡下。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就担些小菜上街卖……正说着，人群一阵骚乱，一辆执法车停在了路边，小贩们作鸟兽散。我转头看时，四阿婆已经跑出很远了，她挑着菜，笨重的身子，慌乱的脚步，看上去很滑稽。

　　大年之后，很冷的一天，我由一个熟人介绍，到邻市的报社去应聘。登上长途班车，就听到有人喊我，循声望去，竟然是四阿婆。我告诉她，我因为只有大专文凭，在省城的报社应聘屡屡失败，才去邻市试试运气。四阿婆穿着厚厚的衣服，头发一片花白，看上去老了许多，嗓音嘶哑着，脸色也不好。她告诉我，她患了病，脖子肿大，连说话都困难，这次是去邻市看病。我拿过她手里的地图，将中心医院的位置指给她看。我想，我们这里的人遇到难治的病，都是去省城，她舍近求远是因为图便宜吧。这时候，车子开动了，发动机噪声很大，我们之间隔着一条过道，就没有再说话。

　　路上，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个旧水瓶。一口馒头一口水，慢慢地吃。

　　到站后，我先下了车，在车站服务处问清了市中心医院的路线。但不见四阿婆出来，我进站去找，看到她的背影在另一个出口。我追出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

　　从此就没再见过四阿婆，只是常记起她逃跑时滑稽的样子和最后一次的匆匆背影。直到现在，加完晚班，我偶尔还会想起“四阿婆馄饨店”昏黄的温暖的灯光——一晃十多年过去，不知道四阿婆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