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新居装修时，特意请书法家夏时主持，在客厅设置了“天地国亲师”牌位。其时父亲还在，进门看到牌位，满脸憨笑，说这个好这个好，有家的味道。我当然知道父亲的意思，他常常告诫我们，不要信奉唯物主义就什么都要丢，不忘本、不忘祖、不忘恩，什么时候都没错。当然，我的这番举动，实际上有“行孝”的成分。其时父亲已病入膏肓，我火急火燎地装修新房，目的就是想让父亲过来住住，好对儿子放心。这个牌位，也是顺了父亲意思。如今父亲的遗像也上了牌位，成为我们思念祭奠的先人。但好长时间以来，这牌位一直成为来访亲朋热议的焦点。人们说，这个在农村无可非议，农村人信这一套；可在城市家居中插进这么个“古董”，就显得有点生硬。尽管我说牌位的设置充分考虑了与家居环境的协调性，但大家只是笑笑，油盐不进的模样，把我撂在食古不化的墙角，于是又激起了我的一番刨根究底。

　　传统中国社会里，“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人们普遍供奉的对象，常以木刻或红纸书写设供于家族祠堂或家庭堂屋。辛亥革命后，帝制被推翻，国已无“君”，“天地君亲师”改为“天地国亲师”，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释之，作为新时代的精神信仰。

　　“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最早发端于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晋语》云：“民性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强调人应感念报答父恩师恩君恩。后《荀子》进一步丰富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自此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普及民间，并成为祭祀常例。清雍正间竟以国家名义对“天地君亲师”确定次序、诠释意义，足见其在中国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之大。“天地国亲师”之所以广受崇奉，是因为它体现了感激天地自然、感念国家社稷、感恩父母老师等最基本的美好情感。恰恰是这些情感，使国人具有了独特的精神寄托和心灵柱石。所以究其实际，人们对“天地国亲师”的崇奉，既不是宗教活动，更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儒家思想在普通民众中的一种普及，其所崇尚的人对自然、对国家、对师长的敬爱尊重以及人与自然、与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圆满，恰恰蕴含着中华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和发展的智慧与精华。

　　然而，长时期比较盲目的“破旧立新”特别是一场“文革”打闹，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一律视为糟粕而扫荡一空，“天地国亲师”更是作为封建毒草差不多连根拔除。六亲不认受到推崇，斗天斗地成为英雄。而幼年时的农家堂屋里，悬挂的都只会是全国统一的画像。真正的迷信由此产生，中国人敬天法地、孝亲爱国、尊师重教、饮水思源的价值观，从此变成保守落后、冥顽不灵的代名词。当我们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时，这才发现该“立”的远远未立，不该“破”的已破镜难圆，以致我们为环境污染、啃老弃老、瘦肉精、毒奶粉等层出不穷的怪事难事而说教无力、管理无方所困时，国学国粹的“归去来兮”便应时而起。事实正是这样，社会的和谐稳定，既需要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加强和改善，更要从思想文化上重视传统价值体系的重建。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自信是自强的基础。这个自信，首先就应到自己的传统中去搜寻和发掘。比如崇奉“天地国亲师”，作为一种民间风俗，又何尝不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当我们在追求民主平等的同时，又何妨把“天地国亲师”中蕴含的敬天法地意识、忠君爱国精神、尊老爱幼伦理等价值观念坚持之、发扬之、光大之，以维护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和谐。

　　唯自信，才能赢得尊重。但愿“天地国亲师”这样的古董不会总让人觉得别扭，甚至受到嘲笑。